第六百一十章（后面有点混混）（2 / 2）
二十二日，午后四时，租界巡捕房以“鼓吹杀人“为由，拘捕戴季陶入狱。同牢监犯问娄季陶因何被捕，戴慨然说“苍领造字累我，鸦片条约病我“我住租界，我不作官，我弱，我为〖中〗国人，有此种种原因，我遂此矣“。当晚，其妻子探监，勉励说：“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翌日上午，此案开庭审理，戴季陶被交保释放，改期再审。
许多人没有想到，戴季陶还是“五四”期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
一九一九年继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后，戴季陶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说明〖中〗国伦理问题，称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天才”称马克思是“近代经济学的大家”、“近代社会〖运〗动的先觉”他撰文批判有人企图压制思想解放，说：“翻绎马克司（思，下同）的著作和研究马克司批评马克司的著作，岂是可以禁止的？又岂是能禁止的吗？”李立三在一次党史报告中甚至说：“〖中〗国党的发生是由六个人发起，陈独秀、
戴季陶”但党成立的时候，戴季陶表示要忠于孙中山先生，不能成为共产党员。由于世界观的不同，戴季陶终于渐渐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镰了。后来直接充当蒋介石的“文胆”和幕后参谋。
一九二六年，戴季陶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校长，为此也作出过相当的努力。一九二八年二月，又被提升为国民党宣传部长，十月，当上国府委员和考试院长一当就是二十年。他还经营了童子军，在〖中〗国发展了五十万成员，写下《伟大精神》、《同舟共济歌》、《日行一善歌》等歌曲，在当时非常流行。
一九三六年戴季陶代表〖中〗国政府率领〖中〗国奥运代表团到德国参赛，开幕前见了德国元首希特勒，和他谈话二十多分钟。事后，游历了欧洲，五个月后才回到〖中〗国。西安事变之后，他认为对张学良、杨虎城应坚决开战。与何应钦不同的是，何是为了自己取而代之，而戴是为了蒋介石的安全。但宋美龄和孔祥熙主和力陈利弊，戴季陶最终也改变主意。这年十二月十四日举行的高级会议上，戴季陶在休会时出其不意地向与会者磕头，说：“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萨，去拉萨拜佛有三条路，一是由西康经昌都，二是由青海经玉树，还有一条是由印度越大吉岭。这三条路都可通拉萨，诚心拜佛的人三条路都走，这条不通走另一条总有一条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条路。”说完又叩了一个响头，退了席。与会者都看见这一幕，特别是反对和平手段的人，知戴季陶转了向也不再提反对意见了。
抗战开始时，戴季陶坚决批判国民党内的亡国论，指出离开南京最多十年八年，一定会重返的。他写信给儿子：“被欲并吞〖中〗国破坏〖中〗国之企图，其失败将尤有甚于拿破仑之末路者……〖中〗国之前途决不悲观。”所以，他西迁重庆时虽有大小六辆汽车随他，但除带个人铺盖衣服外，其余个人的东西都不带已放上车的全部取下。结果，匪盗把他家房子一火烧光片瓦无存。
一九四零年，他奉命代表国民党出访印度，见到了尼赫鲁、泰戈尔、甘地等名流。
抗战结束后，戴季陶劝蒋介石不要急忙派兵到东北，但蒋介石哪里听得进，后来的局势就不是蒋介石所能控制的了。当戴季陶的亲朋好友来祝贺抗战胜利时，他竟然一反常态：“有什么值得祝贺的？哭还在后面……”一九四八年七月十日，戴季陶毫不犹豫地卸下扛了二十年的考试院长的职务，考虑到蒋介石的面子，改任国史馆馆长。
当陈布雷自杀时，戴季陶非常看不起他。但三个月后，戴季陶也走到了尽头。当时广州的情况并不稳定，虽然这里成了国都，如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到广州那天，二沙头空军大码头招商局的“利一零四”号铁轮大火爆炸，烧了三天，损失飞机油六千余桶：二日，粤汉铁路南段三条铁路工人罢工停车，因为工资低：三日，电报电话加价，电报每字五元，电话加四倍，而书价加一百八十倍……
戴季陶自1月到广州养病，就得到李士梅医生的医治。初来时情绪尚可，有时还异常矍锋，一月二十七日薛岳在中山纪念堂开欢迎会，戴季陶还致辞，离开纪念堂时，见石阶上有颗烟头，还亲自拾起扔别处踏熄。但过后几天心情又不好了，据《广东商报》报道：“因鉴于内战苦无了期，民生日形痛苦，忧心过度，病势反而加剧。”他虽住在广州东山的广东省政府招待所一东园（在今中山一路广州铁路局一带），但睡不安。最严重的是，他常靠吃大量安眠药入睡。早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和十月，因寝食不宁，两次吃了过量的安眠药，都被及时抢救而芶延残喘。也不知什么原因，戴季陶到广州不久，就将十一个平时拜佛的用古铜铸造的千手观音，亲自送到六榕寺，放在觉皇殿中，还和殿中佛教会同仁胡毅生谈禅，话中提到，不久自己会脱离此恶世，好像预知死期将至。
二月十一日，事情终于发生了。据他的后妻赵文淑说，戴季陶随国民政府迁都广州后，早已闭门谢客。即使国民政府开会，他去了也只是带双耳朵，从不发言。一个心思始终萦绕脑际不想去台湾，希望回成都。他知道那里才是故乡，所以终日躲在宾馆的房里。
孙科来广州后，在东园看中了戴家的房子，先是商量，但未等答复就把戴季陶的行李搬到另一处，那里原是市配售处副处长蔡国英居住的。
戴季陶见新安排的三幢二楼十九号的房子简陋，大为不快，说：“孙科太看不起我了。”这晚他更不能入睡，长期以来的心神不定，在这晚达到了顶峰，只有不断地服用安眠药。
知道戴季陶身体不适，在东园住的监察院长于右任尽管有急事到上海。 而且已经上了到机场的小车，接电后还是下车到戴季陶的房间。
据当年报纸报道：“于院长紧握戴先生的手，觉已冰冷气息奄奄，不禁潸然泪下。…，半夜两点钟，戴季陶还到过妻子的内室说：“已经吃过多次安眠药，还非常亢奋，头脑胀痛如裂，比死还难过。”赵文淑劝后，自己先睡了。
第二天上午，已到起床时间，仍未见戴季陶起来，家人进房一看发现戴季陶作侧身卧，面色赤红，鼻际尚有微息喷出，家人立即打电话让医院派人前来医治。九时许，政界要人和军界人士齐集房前见戴季陶没有动静，只好肃立。十点后，戴季陶气息已绝，但“神色自若，面无戚容”。医生宣布，戴院长服药过多施救无术，已经逝世了。广州卫生局长朱广陶说：“这次是中大第二医院派内科吴主任和李医生前去救治的，但十点过后他的脉搏就停止了。”一九零二年戴季陶入成都留日预备学校，受老师徐炯影响倾向反满。一九零五年赴〖日〗本，入师范学校，一九零七年入东京〖日〗本大学法科。一九零九年回国，在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任主任教官。次年到上海，任《天锋报》主编，因鼓吹反清〖革〗命被追捕，亡命〖日〗本，后转赴南洋槟榔屿（今属马来西亚），任《光华报》编辑，加入〖中〗国同盟会。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戴季陶一边与沈玄庐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一边与蒋介石在交易所从事证券交易。一九二零年去月，戴季陶、沈玄庐、邵力子参加了由李大到等倡导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将《星期评论》作为研究会的宣传阵地，大量发表了会员们研究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苏俄政治制度的文章。该刊在全国学生群众中很有影响，成为当时与《新青年》齐名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学生和工人经常有很多人投稿，就连陈望道所翻泽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也是由《星期评论》相约的。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的，其成员后来多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研究会里除戴季陶没有加入外，沈玄庐、邵力子都成为该小组成员。但戴季陶表示要忠于孙中山先生，不能背叛孙中山而加入其他党派。由于世界观的不同，戴季陶终于渐渐与马克思主义分道而驰。
一九二二年，戴季陶和蒋介石做的股票投机生意遭遇惨败，他在回四11的船上，跳江自杀，幸好被船员救了起来。戴季陶只好再赴广州投奔孙中山，孙中山重新把他招为自己的贴身秘书。一九二三年，孙中山提出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不久还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戴季陶，这时候却成了坚决的反共派。他力谏孙中山，不要搞国民党改组，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是养虎遗患，只会壮大共产党的力量，必然“启他日之纠纷”。
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一大”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戴季陶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并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病逝后，国民党左、右两派围绕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产生的分歧和斗争日益尖锐，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等人成为国民党新右派的代表。
戴季陶以孙中山思想正宗传人自居，提出了要清除共产主义思想的所谓的“纯正的三〖民〗主义”。
他看中蒋介石的政治才干，有心做辅助李世民的徐茂公，为蒋出谋献策，立下了许多汗马功劳。
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在国民党右派的攻击下，立场忽左忽右，引起共产党内部大混乱。先是主张所有共产党员从国民党中撤出，之后，又主张全面服从国民党。国民党右派步步进逼，抛出“整理党务案”捏造“中山舰事件”加紧对共产党员的全面打击和迫害。毛〖主〗席等人被撤销国民党〖中〗央领导职位，共产党员被一一清除出国民党。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公然举起反共大旗，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杀。戴季陶积极参与策划…“四一二”政变，他为蒋介石制定了《离俄清党谋略纲要》。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南京政府成立后，戴季陶任〖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府委员及考试院院长。
一九三五年，蒋介石的授意教育部长王世杰召开会议，布置汉字简化的有关事宜，委托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主持这项工作。一九三五年八月，王世杰以教育部的名义，颁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并通知各印书馆。不料，因事没有参加讨论简化文字会议的国民党〖中〗央常委、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得知此事后，跑到蒋介石办公室大吵大闹，说简化汉字十分荒谬，破坏了〖中〗国文化，还说教育部趁他不在京，讨论这么重要的事情，是有意回避他。
蒋介石虽做解释，但戴季陶不听劝，甚至多次在公开场合扬言“如果教育部不收回《简体字表》，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召开的任何会议，他一概不参加”。此后的三个月里，戴季陶拒不参加国民党的会议，也很少过问公事。蒋介石碍于戴季陶是国民党元老，又是至交，只能做出让步。一九三六年二月，蒋介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下了一道“不必推行”简化字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