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乞巧（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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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郎织女故事是中国古代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牛郎织女每年七月七日夜，由喜鹊搭桥过银河相会，由此形成了“七夕”词，又形成了“乞巧节”的民俗。
《西京杂记》卷一“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又言：“汉掖庭有月影台、云光殿、九华殿、鸣鸾殿、开襟阁、临池观，不在簿籍，皆繁华窈窕之所栖宿焉。”是说这些建筑还不是汉皇宫中的主要的，因而一般书册中不记载。月影台、云光殿也是很高，又专以“月”“云”称名，为什么不在这里或其他台殿上穿针，偏要在开襟楼上呢？
开襟楼就是开怀之意，是说可在此舒畅心怀。但“开怀”又可专指妇女第一次怀孕，这就透露出宫女由牛郎织女艰难的爱情联想到自己。对她们来说，首先和基本的问题是被剥夺了爱情和婚姻的权利，但此意无法表示，于是曲折隐蔽地从开襟楼之名而暗中祝愿。
穿针就是将彩线接连穿进七枚针孔，这是眼力和手巧的比赛，与牛郎织女故事的主题相隔已远，但仍有一点关系。即针指女工正是妇女家庭生活主要内容之一，仍透露出对爱情家庭生活的向往。
穿针也就是引线，而穿针引线可以比喻各种事情的双方的联系人，对爱情与婚姻来说，也就是媒人。宫女的青春和爱情被封闭在皇宫中，她们的这种愿望自然是很强烈的，但举措和言谈备受压抑而保守。应当是民间七夕乞巧风俗比较流行之后，影响宫女，才也可以公开地借此寄寓那不便明言的心怀。
民间思想比较活跃，交流比较开放，怀春女儿对婚姻、媒人的希望更现实一些。大范围的群众智慧，把这种“引线”的希望巧妙地用“穿针”的形式表示。这一民俗到了近代，在各地基本已经淡化或不存，但陕西的风俗却盛行不衰，参见《陕西风情补说》一文。很可能是从陕西长安传到皇宫，从而推助传及全国。
所以，七夕节风俗的古老或深层的原因应是宫女希望正常的爱情婚姻，家庭人伦之乐。向月光乞明、比赛眼力手巧，已是较后而定形的、遮掩性的表层机制。牛郎织女故事与穿针没有直接关系，七月七日的月亮也并非十分明亮，娥眉新月的亮度总是朦胧的。
偏在七夕比手巧，可以想象是与“鹊桥”的“桥”谐音有关，从事理说，喜鹊搭桥实在是牛郎织女相会再巧没有的办法。搭桥也就是引线。诸种因素汇合成七夕节的穿针内容，这就是七夕节的“物化形式”，或者说是“民俗载体”。一种民俗有一定的寓意，寓意是观念性而抽象的，要靠具体的，可见可操作，因而可流传的形式来表现。例如端午节的主题是纪念屈原，划龙舟、吃粽子等就是它的载体或物化形式。对屈原，人们时时可怀念、敬重，也可以用读屈原的诗、写纪念文章来表示，但没有明显的形式，没有成为、也不可能成为纪念屈原的民俗活动。
一旦形成民俗载体，就有了一定的独立性。例如各地都过端午节，都吃粽或糕，但楚地之外没文化的人，并不知屈原因而未怀念的人也是很多。同理，汉代，尤其以后，宫女七夕穿针而不知或未想爱情婚姻的也不会少，这正可说明当初那深层的原因也不被宫女知晓。
七夕节本是宫女的习俗，因为它的深层主旨（爱情祝愿)有一定的普遍性；浅层的主旨(乞巧)有很广的容纳性；穿针的形式又简便有趣，于是它就流传于民间。
晋代周处《风土记》七月初七日，其夜洒扫于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以祈河鼓(按即牵牛星）、织女。言此二星辰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咸云见天汉中有奕奕白气，有光耀五色，以此为征应。见者便拜，而愿乞富、乞寿、无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得，言之颇有受其祚者。”因为男子祈愿，已无穿针的内容，而是设酒脯、时瓜，也就是物化形式有了部分改换。女儿的专向习俗向不分性别多项内容泛化。
《史记.天官书》：“织女，天女孙也。”《史记正义》言：“织女三星，在河北天纪东，天女也，主果窳、丝帛、财宝。”织女星主管人间瓜果，因而换为用瓜果祭织女乞愿。其实后汉已如此。后汉崔宴《四民月令》即有相同记述。
南朝梁代宗懔《荆楚岁时记》：“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采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鍮石（按，鍮石是黄铜矿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也就是说仍保留着妇女乞愿的本初机制。
事由七夕织女神话而起，由“七”谐音“乞”，就更便于泛化为男性参与此俗。
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下言：“嫔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候。”可以推想，汉代宫女乞巧之时和之前，嫔妃何尝不曾也乞巧，以祝得皇帝幸御而开怀，只是隐秘无记罢了。唐代时此俗大为流行，于是她们也公开参与，这倒是返璞归真，由后可见前了。
七夕乞巧的影响有三个方面可以介绍。
一个是汉魏六朝时的神仙题材小说，多以七月七日作为神仙下降人间的日子。如《汉武故事》等叙西王母、上元夫人都是七月七日晚仙降而见汉武帝。《列仙传》言周灵王太子成仙后称王子乔，人请他回家。他说：“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山头。”《列仙传》另一个故事，有个打铁匠成仙，是七月七日赤龙接上天的。显然是从牛郎织女星七夕受祭而生发的。
另一个情况是明清时产生了智力游戏的“七巧板”。今时划拳酒令把“七”说成“七巧”或“七个巧”。
第三种情况是方术家的药物要选在七月七日配制。这种情况很早，几乎与七夕节初起同时。《淮南万毕术》：“七月七日采守宫，阴干之，合以井华水，合涂女身。有文章，即以丹涂之。不去者不淫，去者有奸。”详见《“守宫”验处女方术解秘》一文。
同书：“取妇人月事布，七月七日烧为灰，置楣上，即不复去。勿令妇人知。”言妇人就留恋此男主人而无他心。
《淮南子》：“七月七日午时，取生瓜叶七枚，直入北堂中，向南立。以拭面，靥即当灭矣。”
《韦氏月录》曰：“《龙鱼图》云：‘七月七日取赤小豆，男吞一七枚，女吞二七枚，令人百岁无病。”’
同书：“合乌鸡药。是七月七日取乌鸡血，和三月三日桃花末，涂面及遍身，三二日肌白如玉。此是太平公主曾试有效。”
以上各项都从《太平御览》卷31引录。其他例子甚多。这些方术所用的材料都是基于不同情况的附会，并无所说的药效，此不详及。配药的时间应当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却都要在七月七日，显然因它是个神秘性的日子。这神秘性只能是七夕节祝愿乞巧，利用这个民俗因子来增加方术的神异性。如此而已。
《大唐六典》卷二十二载，“中尚署”献“七孔金细针”。日本帝室博物馆1942年编《正仓院御物图录》第14辑有“七支针”图，三长四短，长针还带着线。应当是从唐代传到日本的遗物。
在甘肃东南的西和县、礼县，至今还有非常热烈而浑厚的“乞巧”民俗活动：乞巧节。各村村民在节前一、两个月内准备，有选址、联络、筹资、置装、排练歌舞、生巧芽等。主要活动从六月三十日晚到七月七日深夜，有迎巧、祭巧、唱巧、拜巧、吃巧饭、卜巧、送巧等节目。民俗专家称为“中国乞巧的活化石”。2006年10月，西和县被中国民俗协会授牌命名“中国乞巧文化之乡”。赵逵夫《汉水与西、礼两县的乞巧风俗》(《西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汉水、天汉、天水一论织女传说的形成》(《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柯杨《一个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传统节日文化空间》(《陇南文史》第五辑，2010年)都有论述。
陕西风情补说
“十里不同风”的俗谚概括了我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在民情风俗上表现的生动活泼、丰富多彩，和各地人民群众的创造智慧、风情谐趣。拜读了王世雄、黄卫平《黄土风情录》(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一书，深有此感。
本书是以漫谈，随笔的方式介绍陕西风俗的，以描述为主，间有论析考证。分居住篇、饮食篇、节日篇、婚姻篇等15篇，每篇各有若干具体化的文章，比较全面、细致。突出的特点是能抓住秦地风俗之异，即风俗事项之异和历史传说的奇特别致。
比如“二月二，龙抬头”的说法在全国是普遍性的，但具体的情节性活动不多。在西北地区较多见的是给儿童炒豆豆和烙棋子馍，也少有来历说法。三秦人却有很感人的说法：武则天当了皇帝，玉皇大帝命令大旱三年以示反对和惩罚。但天河龙王可怜百姓，降天河水解救。玉帝又把他压在山下，下旨“金豆开花方可归”。众神与凡人都一筹莫展。来年二月二日，一位老婆婆上集，不小心袋中玉米撒了一地，情急生智，倒想出把玉米爆花让孩子吃，玉帝不是就看到大地金豆开花了吗？如此，果然赦放了龙王。
还有“围庄”的一项：一农人救活了一只快冻死的啄木鸟。啄木鸟后来变老翁告诉此农人说：二月二，龙抬头，各种害虫也出来，今年的害虫要成灾。你可把草木灰撒在房子四周。农民将此事遍告村人，又代代流传，成为定俗。按，这是因为草木灰含碱，有一定的清洁卫生作用的道理。啄木鸟是吃树木害虫的，所以知气候与虫害关系；爱护益鸟；集体主义。在这个简单的民俗中有多种有益的内容呀。
又如“乞巧节”，人所众知的古代的情况仅是穿针引线见手巧，蜘蛛结网瓜上或盒中祝心愿，参见笔者本书《释“乞巧”》文。陕西的姑娘是集体乞巧，从六月六日就以生豌豆芽作准备，七夕时芽长七八寸，应了“七”字，称为“巧娘娘”。又用蛋壳作头，苇杆作身，糊成“七姐”像，此像还要扎在秋千架上。乞巧的内容是由一位针线好的姑娘给姐妹传授剪裁、缝制手艺。她的唱词如：“二姐哇，姐给你教，赶这么裁，赶这么缝……三姐哇，姐给你教，赶这么纺，赶这么织。”众人合唱：“我给七姐献核桃，七姐教我做绵袄。我给七姐献白馍，七姐教我绣花裤……”初五初六在院内玩，初七在街上。又把豆芽杆分给众人，回去浮水成影，趣说可预兆各人专长或命运。又从水中涝出，向空撒，看落地的迹象，预测未来女婿的方位，遇合顺利或曲折。
书载乞巧是从汉代长安皇宫传出的。但从陕西的习俗看，内容多彩，神情投入，原汁原味，却让人相信，本出民间，转入皇宫，再度传到各地，起了推助，但也过滤了纯朴和韵味。
又如送穷节，唐代韩愈写了《送穷文》，许多笔记书籍便津津乐道，所记的内容有限。即传说上古黄帝的孙子高阳氏的一个儿子性格怪僻，爱穿破衣，吃稀粥，他死后人们便弃破衣、撒稀粥在路巷祭祀。后世演化为打扫卫生、剪纸人投水、投路的送穷节。陕西人把它系到曾在渭水钓鱼的姜子牙身上：他的妻子不耐贫穷，弃他而去，姜子牙封神时不忘糟糠之妻，封她为穷神。正月初五也剪成一个女人投弃以寓送穷。此日不出门，免得穷神跟回。不借债，非借不可时以物来换。尤注重不借水火，因水火无情。以吃圆饺子“填穷坑”，炒各种豆类“嘣穷”。或吃面，片如碗大，叫做“吃补丁”。还放炮赶穷。没有特别的花销、设施，似水流年的日子，人们看到那时穷人脱贫的希望，难以实现的揶揄，比高阳氏子云云更富生活气息。
又如北方人都吃的臊子面，陕西人说源于周公辅成王之时。他每次外出劳碌回来，嫂子(周武王之妻)作面感谢，叫和气面，他却敬称为“嫂子面”。时过境迁，人们按臊子肉叫成臊子面。又如农村集市交易，双方在袖内或衣襟下，捏对方的指头暗示价钱，陕西人说秦始皇是它的发明者和推广者。又如加热小石子珞成的“石子镆”(甘肃人按形状叫“炉齿馍”），说是牛郎织女赶往天河相会时，所带干粮发霉或太硬，乡邻帮助想了这个办法。这些当然是羌无故实的，我们却欣赏那想象智慧，民俗与民间文学的融合。从诸如此类的民俗实物和传说中，又看到三秦人民对自己家乡的历史著名人物，多了一种亲切感情。
《黄土风情录》介绍了陕西民俗与全国许多地方相比或独特或同中有异，是值得一读的。
民俗牵涉的方面太多，而且往往是在细微方面，以曲折的方式相互联系，在有无之间。民俗有时间、空间上的变动，有表象和深层含意的不同。民俗研究的难点不少。
各地民俗研究不平衡，更缺乏交流沟通。已出版的民俗研究论著，很需要补之以学术讨论和批评。取长补短。笔者以为，就表象做浅层描述得多，从内含做深层探究的少，或者所探,并不切合实际。《黄土风情录》也有这方面的具体问题，笔者本着发展学术研究的精神，试申若干管见，以供讨论。其中有些是对民俗的意义未作解说，或解说未必妥当，而那民俗或有共性，在全国民俗研究中也未有解说；有些是陕西独有，对其他地方民俗的研究具有启发作用。
一、关于“上梁”
《上梁》文中说：“立房中的一个主要环节一上梁，其仪式比较隆重。……主人必须准备好以下各物：雄鸡一只，镜子一面，红布二尺，毛笔一枝，香墨一绽，五彩线一束。此外蒸‘飘梁馍’，备五谷杂粮一斗，特别要蒸三个大馒头，内含硬币，称‘大元宝’，再准备一桶酵子水。上梁时一边放炮，一边用红布把历书、笔墨包扎在正梁的中间，缠上五彩线，悬上镜子（也有嵌在屋脊上的），再贴好‘上梁大吉’的横额。此时木匠师傅左手提‘金银斗’，右手捉只红公鸡(提前用酒灌醉），从梁上过，谓之‘跑梁’。然后骑梁立鸡，抛撒斗内的五谷、钱币及小型‘飘梁馍’……木匠师傅在抛撒钱、谷时，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亮起嗓门编唱吉祥如意的顺口溜……唱毕又把桶里的酵子水四周泼下，因酵子能发面，取后辈人发家致富之意。最后留下三个大元宝，送木瓦工头及主人。”
上述仪式及用物中，作者只解释了用酵子是取“发面一发家致富”的联想比拟作用，其馀的都未说到。其实，用鸡也与此类似。“鸡”谐音“吉”，这在各地、古今民俗中是十分普遍的。大红公鸡一大宏共吉，它也是对“上梁大吉”的“吉”字，用一种实物作象征。所不同的是，由酵子的“起发”的性质再联想到发财、发家，比较曲折一层。而“鸡”与“吉”是直接的谐音，都是抽象的心愿有了物化的载体。
用历书的原因，是旧时的历书都说明哪些日子做什么事吉或不吉，不吉的日子也顺便说明是有什么妖怪出现，等于识破阴谋鬼计，知道妖怪的名字。笔墨等于文字。镜能使邪魔现形。撒五谷、抛“飘梁馍”都是婚礼中撒豆谷草节避青牛、青羊、乌鸡三煞的泛化。婚嫁的“嫁”与修房住家的“家”谐音”，这是联系的契合点。
用五色线避邪，“线”是捆人的“绳”的变说。把这个秘密揭穿了，谁都觉得这个方法很可笑，骟鬼又骟自己。但它的历史却很久远。《太平御览》卷23引《风俗通》：“夏至著五彩辟兵，题曰：游光厉鬼，知其名者，无温疾。五彩，辟五兵也。”说不会受到武器伤害。又，卷31又引：“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避兵及鬼，令人不病温。”并把它叫成“续命丝”、“续命缕”。卷814又引：“（皇帝)五月五日赐五色续命丝，俗说益人命。”又引葛洪《神仙传》：“仙人用五色丝作续命幡，幡安五色。”
撒钱币从唐代典故来，唐中宗出嫁唐督宗女儿荆山公主时，专门铸造撒帐钱，上有“长命守富贵”字，祝贺吉祥。古代铜钱上的字或是篆体，而道士的镇鬼符也是仿篆体的。迷信职业者便说鬼怕篆字，怕有篆字的铜钱。
该书《窑洞》文叙合龙口时的风俗：
“‘合龙口’即预先在建筑的窑洞中间墙面上部留一缺口，称为‘龙口’。选良辰吉日，在缺口处挂红布一块……手端一个盛有五谷和碎馍馍、糕片片、核桃、花生及糖果的大碗，向东、南、西、北、中五方敬撒，祈求家庭和睦，大吉大利。敬撒过后，在‘龙口’放进五色线、五色布、五色石、五谷及书、笔、砚等物，用砖灰封住。”
这与上梁的民俗相同。窑洞无梁，便在洞壁留个小口。一个口口，也就是个窟窿，把“窿”字谐音为“龙”。最后又把它合拢住，“拢”也谐音“龙”。所以神秘性的叫“合龙口”。
房屋梁木因朽坏而倒，或因安梁不正，但迷信职业者却由此开了一条生意门路，说是选的日子不吉利，或梁上隐附鬼怪，他们可禳改。木匠自然乐于推卸自己的责任。后来求简，本匠与屋主人合起来自己用阴阳的方法避煞，成为普遍的习俗。
房主人对建筑匠人招待不周，他们也利用这种迷信办法报复。《民俗》第113期郑师《三行佬作怪》说，广东东莞县的传说：一家人迁入新居后接连死人，把屋转卖，被拆除重修，发现墙角夹壁有木人持弓向神台方向。人们说这是泥水匠、木匠、石匠等三行佬作怪。结果匠人普遍受到好的招待。又说，广东新会、阳江、惠阳，浙江新昌、奉化，江苏六合等地，木匠扬言：他们有鲁班传下的经典，是画有许多鬼怪恶兽的一本书，上梁时用口一吹，吹出哪一页，就仿画一张，塞在屋梁上，报复吝啬或有仇的屋主。这应是建筑匠人编造而吓唬房主人对建筑匠人应好好招待的。
二、关于“女娃节”
《女娃节》一文说，陕西一些地方又把端午节叫“女娃节”、“女儿节”。俗谚：“蛤蟆娃，躲端阳。”说是就是这个风俗。“端午为什么是女娃节？因为这个节日是源于女娲时代的，属于母亲的节日。”但这句话就有两个极大的矛盾。一是在全国范围内，端阳节是同纪念屈原联系的(至于关于节日起源的异说，那是另一回事），没有什么文献或民俗说源于女娲。“女娲时代”更是个模糊说法。其他许多地方没有纪念女娲的节日。另一是，女儿与母亲是很不相同的，女儿节怎么又是“属于母亲的节日”？至于“蛤蟆娃，躲端阳”的俗谚，当是说青蛙等五毒动物躲端阳的雄黄、艾等药物，这与白蛇传故事中白蛇、青蛇躲端阳的情节一样。不是说已嫁之女回娘家躲端阳。这一俗谚与女儿节无关。参见《端阳节民俗的由来与变迁》一文。
文章说，“至今端午节的风俗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即说明端午节源于女娲。所言风俗指两点，一是娘家给出嫁的女儿送裹肚儿，二是吃粽子。裹肚儿上绣有蛤蟆(蟾蜍）。“蛤蟆显然是女娲氏部族图腾标记。民间称女娃是蛤蟆娃，一是说她是女娃氏的后代，二是说她具有女娲一样的生儿育女、繁衍子孙的能力。送蛤蟆裹肚是以图腾形象作保护神。”众所周知，女娲是神话人物，作者却随便无据说女娲是个部族，它的图腾是蟾蜍。
“民间称女娃是蛤蟆娃”，这如果是真的，首先是个方言词语的问题，要交代清楚，是不是个独立的词。比和，“他家有两个女娃”，“十三岁的女娃”、“女娃结婚了”，这样的话里“女娃”能不能换成“蛤蟆娃”？又，“蛤蟆娃”指女孩，在什么情况下才说。所有的人都可以说是女娲的后代，为什么男孩不叫蛤蟆娃？这第一个理由不能成立。《西安方言词典》核蟆：青蛙。”而“核”字标同音代替号。与“口头：后边”词中有音无字的“口”同音异调，与“后”字近音。可见“蛤蟆娃”应是“后妈娃”的趣味谐音：以后要当妈的女娃。也就是大老实话：女娃子长大变婆娘。
关于吃棕子，文章说：“棕子在古代叫‘角黍’，其形状有棱有角……，其实棕子最初的形状实际上是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女性生殖崇拜物。……在渭南骊山脚下各乡俗中，……已婚妇女回娘家要给母亲献两个巨形油角，油角为两瓣相夹，更具体地保留了女性生殖崇拜物的形象。在东府旬邑、合阳一带，端午节要吃油炸糕，三角形的，有的还包有糖，也是它的一种表现形式。”
这一段又有各种矛盾。粽子今日仍是有棱有角，与古代或最初一样，从无人认为是女阴形状。所言“两瓣相夹”是女阴崇拜的话，那粽子、三角形油糕便都不是。今时又有什么地方把食品做成女阴崇拜物的呢？女儿会把这种形状的食品献给妈妈？所言的两瓣相夹的食品，更多的地方叫“合页”。第二个理由也不能成立。
文章又补充一个理由：姑娘把香包送情人，香包有粽子形的，又有蛇、桃、柿、蛤蟆等表示图腾崇拜形状的。然而送香包给情人只是近来习俗，旧时只是给小孩送。桃、柿又是什么部族的图腾？图腾崇拜不等于生殖崇拜，生殖崇拜也不等于崇拜女娲。作者把图腾与生殖崇拜胡套乱用了。
从这一文章可以相信的有两点。一是陕西有把端阳节也叫女娃节的，二是端午节母亲给出嫁女儿送绣着蛤蟆、蛇、蝎子、蜘蛛、蜈蚣等五毒的裹肚。这在全国也不是陕西独有的。
女儿节在古代有四个不同的日子。一是九月九。清富察教崇《燕京岁时记.花糕》：“九月九日，都人以面为糕……父母迎其女儿来食，曰女儿节。”二是七月七，又叫乞巧节。此不引例证。三是端阳节。明代《帝京景物略.春场》：“五月一日至五日，家家妍饰小闺女，簪以榴花，日女儿节。”清潘荣陛《帝京岁时记胜.端阳》：“饰小女尽态极妍，已嫁之女，亦各归宁，呼是曰为女儿节。”四是所谓“下九”。《孔雀东南飞》：“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元伊世珍《瑯记》：“九为阳数，古人以二十九日为上九，初九为中九，十九为下九。每月下九置酒为妇女之欢，名曰阳会。盖女子阴也，待阳以成，故女子于是夜为藏钩诸戏，以待月明，至有忘寐而达曙者。”
从时间来说，“下九”的说法最早，但当时无“女儿节”之名。重九，又叫重阳；端午又叫端阳，二者当是由“阳会”之意而后起的。《帝京景物略》等两书叙明清时北京风俗，从王世华书我们又知今陕西一些地方仍把端午叫女儿节，这里女儿节的载体是母亲给送绣五毒的裹肚，正是同端阳节联系来了。至少在陕甘两省一些地方，要给小儿女送五毒荷包、鞋、裹肚。目的都是避邪，把这些毒虫绣上等于点了它们的名，将了它们的军。所以与生殖崇拜、与女娲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娲”字在陕甘方言中读音与“娃”同。“女娲”听起来会混为“女娃”。如果相混，应是把“女娃节”混为“女娲节”。但女娲在现在许多文化低的人也是不知道的，不要说以前。1949年以后，由于高等学校中文系古代文学讲授古代神话，后来由于中学文言文课外读物，女娲才为较多的人知道。况且女娲与端阳节、与生殖崇拜并无关系，应是作者牵强附会了。
该书《裹肚兜》一文又说：“(三秦人)裹肚兜的风俗，来源于人类混沌初开之时。据说女娲和伏羲兄妹在漫天洪水以后通婚，生儿育女，给人类创造了最初的服饰，这就是裹肚兜，用于遮掩人体之羞。女娲氏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女娲氏部落集团的图腾樗是‘蛤蟆蛙’，……裹肚兜上最通常绣的就是青蛙、蟾蜍(即蛤蟆），为的是纪念女娲。”
这个“据说”肯定不是民间本有的，而是少数读书人把别处不同层次的传说付会的混合说法。女娲是造人的神，伏羲是传说的历史人物。怎会有个女娲氏部落？女娲怎会才是母系氏族社会？所有这些都是与神话、历史常识相悖的。
民间有某种说法即令不确，也不为怪。但研究者要区分：是个别人、少数人的错误的、后期的附会，还是当地久远的传说？错误的说法，应该用历史、民俗常识予以分析、引导。
现在旅游和风俗研究空前兴盛，一些人都愿把家乡的风俗向远古的人和事，向某种深奥怪异的机制(如图腾、生殖崇拜)上高攀。民俗研究则应当实事求是，有根有据，不宜牵强附会，哗众求宠。
该书《送灯》一文说，元宵节之前娘舅给外甥送灯，又送“鸡娃馍”，馍的形制必须有蛤蟆，即女娲氏的图腾，“从这一点来说，送长命灯源起于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转换时期。”而该书又说“元宵灯节起源于汉代京都长安”，岂不是自我矛盾。
三关于“里虎”
《悬黑虎》说，“在家庭遇灾，成员多病，天灾人祸时，用彩色绳拴紧煤块，悬于门前或和贴对联同时进行”，叫“悬黑虎”。对联贴的是单联，如“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大吉大利”或“太上老君在此，百无禁忌，大吉大利”。又说：“悬黑虎也有来历，除黑虎厉害外，黑虎是黑帝转化。黑帝在古代指北方之神。……煤窑工业崇尚太上老君，在渭北许多地方供奉的神就是此君。只是不知太上老君李耳，于何时在煤矿落户成窑神受煤工崇祀。细考究起来，一定有趣。”
笔者对此申说三点。首先是那“姜太公在此”云云，并不是对联，而是符咒性质。其次，黑虎厉害之说也无据。实际上并无黑毛虎，民间或把财神赵公明所骑的虎画成黑虎，或由此而来。也无北方黑帝化为黑虎之说，其它四方神也无变相应毛色之虎的说法。尤其关键的是，一块黑炭怎么说成是黑虎？“虎”却是“乎”的谐音隐曲，从黑乎乎的形容故作神异骟人。徐州方言，“一色虎儿：全部，一样。”山西忻州方言，“二虎头儿：物体大小适中。”实际就是“一色乎儿”、“二乎头儿”。徐光耀《平原烈火》第十九：“周岩松黑虎起脸来，吓吓冷笑一声说：‘现洋！”’古华《浮屠岭》三：“田发青黑虎着脸膛，回了姜师功一嘴。”柯云路《星星》二七：“是个黑虎矮壮，眼睛黑炯炯有点儿军人目光的中年汉子。”前二例“黑乎”指脸黑沉下来，后一例“黑乎”指长的黑乎乎，与“黑乎乎（炭)”正相同。方言中还有“虎”谐音“护、忽、胡”等字的，都是隐实示虚，设难成趣。
悬炭习俗又见于陕西洛川春节。民国三十二年铅印本《洛川县志》“元旦”：“门窗悬木炭，云去疽疫。（今则以木炭或石炭置房角处，以其为‘黑虎’也，可以辟邪。而沟南各乡，或置刀叉等于门，用意同。）”
这种悬炭作法其实是从南方“打醋炭”移来而变化的。本是把烧红的炭块用醋浇，使酸性蒸气熏除屋内的霉腐气及一些虫子、蝇蛾，有科学性。迷信职业者说成可驱除邪魔鬼怪。《警世通言.俞仲举题诗遇上皇》：“那一日楼上阁儿恰好都有人坐满，只有俞良夜来寻死的那阁儿关着。上皇便揭开帘儿，却待入去。只见酒保告：‘解元，不可入去，这阁儿不顺溜！今日主人家便要打醋炭了。待打过醋炭，却教客人吃酒。’”
把“醋炭”音变为“粗炭”，于是用木炭或大块炭悬挂起来。失去了醋的消毒、挥发作用，便谐音出“黑虎”填充镇邪机制的缺失。
再次，窑工拜太上老君李耳的原因可得解说。煤矿工人最担心的是瓦斯和塌方，关心安全。“太上”的称号可歧解为“太平为上”(本意是“最上等”、“第一”），“老”谐音为“牢固”义，这便是他们最高愿望，祈求李耳保佑。道理本很简单。由此也可以看出迷信最善于在祖国文化中见缝插针，就地取材，稍作变化来骗人。
四、其他
(一）《耍新郎》中说：“耍新郎抹黑脸的风俗，源自母系氏族社会晚期。这个时期已经摆脱了本氏族内通婚的群婚制，但仍是以母系为中心，男子和女子通婚、求欢必须到女室去，男入女子半穴居的窑洞，此即今结婚需入洞房的来历。一个陌生氏族的男子到另一氏族来，这个氏族往往怕他给本氏族带来‘凶’、‘恶’，便给其脸上施之于黑灰，以示禁忌。”
这里有三个问题。婚礼中给新郎、新娘，甚或给双方父母抹黑或抹红，散见于全国各地。婴儿满月庆贺中或也如此。但此俗开始的时间甚迟，古书中无记。说它源于母系氏族社会末期，纯是个别研究者故作好像深刻，而实为无据的僻说。各地群众没有这个说法。那时还是群婚制，所谓性行为、性关系就是人们后来的婚姻，根本没有什么类似后来的仪式或习俗。
其次，说抹黑的原因是对陌生人的禁忌，这也是研究者个人的说法，完全受了英国著名民俗学家弗雷泽《金枝》中“禁忌同陌生人交往”一节的影响。但《金枝》中所调查到的事例，都是远来的纯陌生人，而且是偶发的交往。而母系氏族社会末期的族外群婚，是邻近氏族之间的。一个男子或女子同那个外族相应的所有女子或男子的性行为是普遍性的。除此之外，两个氏族之间还有某些其他联合行为，并非纯陌生。陌生禁忌是从可能受伤害引起的，那时的性行为并无这个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