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八十六章 依法治国(上)(2 / 2)
“陛下灼见,臣等愿闻其详。”
在众目睽睽之下,帝国陛下淡淡地回曰:
“朕认为,要想贯彻仁、孝为本的宗旨,治理好这个天下,朝廷就必须做到依法治国。”
简单吧?后世差不多已是人人耳熟能详的概念了。
但他的话音一落,众人先是一怔,随即神情大变。
见他们如此,身为帝国陛下的东暗自叹了一口气。他是能够猜出此时的众人在想什么的。只不过无论是为了现实、还是将来,他又一次无法退缩。
尤其是他还清楚,自己越是想在这时代发展商品经济、乃至于将来使整个大宋达到所谓更高级的市场经济,他就越是要施行真正意义上的依法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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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兄弟们都知道,自有交换开始,人类就有了私利,在交换中再加上“钱”这个媒介,从此人类社会踏上了“商品经济”的道路。
市场本是交换的场所,当它的形式、内容、范围等等不断扩大,并深入到人类社会的各个角落之后,就从商品经济又发展成了市场经济。
深化、发展商品经济的确能推动社会的经济发展,因为对私利的追求,个人有了更大、更持久的热情和动力。
这点亚当·斯密在他的“看不见的手”中讲得最白、也最**裸。
他在《国富论》中是这样写的:“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一己的安全和私利,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却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帮助实现另外一个目标,尽管该目标并非是他的本意。追逐个人利益的结果,是他经常地增进了社会福利,其效果要比他真的想要增进社会的利益时更好。”
亚当·斯密的这番话,不仅是后世资本主义国家“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或“市场机制”的理论基础,而且是十八世纪所谓“ziyou放任经济时代”的zhengfu信条。整个早期资本主义就是在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但亚当·斯密这番话所表述的,实质上仍只是一个理想化的状态。
因为人类过往的行为早已表明,个人对“私利”的追求并不完全符合社会的整体利益,甚至还有很大的冲突;不仅使整个社会“私yu”横行,甚至还会导致社会的混乱。
事实上,欧洲国家早期的资本主义历程,早已为此做了注解,并且恰恰就是它们当时所表现出来的诸多弊端,成为某主义产生的重要社会原因。而某主义的出现,又直接导致了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二战后的重大改革,甚至在这过程中还借鉴了一些某主义如国家干预经济、以及社会福利政策等做法。
后世共和国在二十世纪后期、二十一世纪初期的大变革中,社会上所暴露出来的许多问题,其实也与此有关。因为既然是搞市场经济,尽管zhengfu没有公然宣扬追求个人的私利,但实质上就是在纵容、或鼓励,世风当然要变。
所以,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固然有其“利”,同时也有先天xing的、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缺陷”。讲白了,就是它的这个“利”、以及“缺陷”,都来自于一个“私”字上,不能光看到它的“利”,而不提其“弊”。
说实话,兄弟我有时候真的不明白,这么简单的一个实质xing问题,在讨论社会上出现的种种弊端时,那些肯定看过经济学书的“专家”、“教授”为什么很少提。难道是他们没仔细看书,亦或根本没看懂?
我们的先人早就说过:“凡事有其利,必有其弊。”
并且于事实上,他们曾找到、或实践了三种方法以对付“商品经济”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其中之一就是“法治”,即:“用其利,限其弊。”这个“限”,就是通过法律来“限制”其中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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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已经改革了帝国的货币制度,又弄出了国债和银行;既清理了土地,还初步整顿了税收。那么下一步,显然他就是要在这个煌煌大宋朝全力发展商品经济了。
换句话说,他也是要鼓励和纵容宋人追求更大的私利。那么,为了限制由此而必然会出现的弊端,他就不能不于现在强化整个大宋守规矩、**制的观念、以及相关的执行力度。
客观地讲,自东到了这个时代、登上“大位”之后,他的确还是非常注重“法制”的,这自然是由于他作为后世之人所拥有的观念。
凭他所具有的见识,杨亮节一事的出现,根本不出他的意料之外。这是由于,从行朝在琼州求存,到复国江南,有些人的想法必然会出现某种变化。而且他还知道,他已经、或即将面对的到底是那些人。
在这个狡诈之徒的内心里,这件事的出现,也不过就是他做某些事的一个契机。
但是,他在这时代提出“依法治国”,肯定会再度捅了马蜂窝。因为在中国古代讲“法治”,眼前这些饱读诗书的夫子必然会想到chun秋战国时期的“法家”。而“法家”又是与“暴秦”、以及“焚书坑儒”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在有些儒生的眼中,它都可以算是“儒家”的死敌。
更重要的是,他前面还**裸地弄了类似于秦代的“军功授田”。您说让朝中的这些夫子们会怎么联想?
兄弟我也开始踏入了深水区啊。
东淡淡地看着面前的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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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章本来应属于《规矩》系列,但考虑到内容很多,所以又单独拿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