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六十八 疟疾与征兆（2 / 2）

大唐时代，没有公共卫生条例，除了人粪便可以当做肥料而被格外珍惜以外，很多垃圾都会随地乱扔，也没有人整理，除了主干道作为国家颜面必须保持整洁以外，一百零八个坊里面卫生达标的不到二十个，其余的全部都是脏乱差，小河沟里面难闻的骚臭味儿一阵接着一阵，而居然还有人喝这里面的水……

这是死水，不是活水，能喝吗？充满了死气，没有活气，这就是酝酿疟疾最好的场所，而喝这里面的水又是不少人图方便的习惯，所以不难考察出，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偶然，而是长期积累下来的一个必然，苏宁同时还考虑到因为商业的快速发展，长安城的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都大大增加，他们的生活垃圾也需要处理，也是没有地方处理，屎尿都会倒入河沟里面任其自然发展……

这就是大唐盛世底下暗藏的危机。如果不把这些问题处理好，就难以将大唐的盛世推向巅峰，那么这种盛世就只是属于上层，属于统治者，而不是属于大唐的子民，这种盛世也将难以为继。

正如同日本在进行着由上而下的改革的时候，日本政府也意识到。如果国民的意识和行为规范不能朝着现代化的国家要求而发展，那么现代化国家的建设就难以为继，民强而国强，民富而国富，一个国家最大的财富就是强大的人民，只有人民强大。国家才能强大，只有人民懂得礼仪，国家才会成为礼仪之邦。

与此相对的，中国在清朝末期，屡战屡败，最后到了西方人嘲笑中国只是一个地理名词的地步，这就是国家凝聚力极端缺失的原因。庚子之役，北中国和洋人浴血奋战，而南中国却在联省自保，这也是国家凝聚力极端缺失的一个恶果。

而民国之所以失败，也有它的高层和底层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的原因，高层已经发展到了工业文明时代，宋美龄可以让美国为之疯狂，而底层仍然处于农业文明时代。文盲率仍然居高不下；所谓现代文明，现代规范，现代礼仪，一概不通，满清三百年的统治除了造就一批愚民之外，没有什么所得。

也正是如此，民国政府才会推广新生活运动。日本之所以强大，在于工业革命和国民意识之转变，中国若要求强求富，外国科技必须引进。而国民也当与时俱进，具备现代国民的意识，将中国的概念引入，将满清从底层百姓的思想里面彻底剔除，这当是新生活运动的最主要意义。

可是内有军阀混战，外有列强环伺，内忧外患，中央政府始终无法实际上统一中国，国家不统一，谈何发展？所谓攘外必先安内，此之为至理，有人认为新生活运动是劳民伤财之举，但是必须知道的是，民国和大唐别无二致，与大唐长安相对应，就算是民国上海，被称为东方巴黎的地方，也是表面上风光无限，内里脏乱不堪，人民根本没有最基础的公民意识，谈何发展？

大唐也是一样，大小便随地就上，什么垃圾也都随地乱扔，没有士兵盯着的一百零八坊，除了有大人物居住的二十坊以外，其余八十八坊简直就是垃圾堆，可是中国政府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都没有纠正底层国民生活规范的意识……

大小便要去厕所，吐痰不能吐在地上，扔东西要扔在指定的位置，垃圾要放在统一的地方，政府要选择处理垃圾的地方，要有人负责绿化，负责城市整洁，负责卫生安全预防工作，环环相扣，不能有任何缺乏。

是以从古至今，一直到现代，中国还是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基础的公民道德没有办法普及和自动遵守，国民又如何能从精神层面上真正的强大起来？新生活运动无疾而终，是一个遗憾，因为那个时期的中国和目前大唐中国在底层民众的层面上别无二致，一样的脏乱差，如此国民如何跟得上国家层面上的发展？

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苏宁突然觉得有必要在大唐也推广一下新生活运动了，不仅仅是要在生命安全方面改善大唐的环境问题，更要让国民在精神层面跟上国家日新月异的发展需求，国家的发展少不了人才，但是人才却是来自于民间，高科技需要高等人才，可是更为庞大的基础建设任务却要交给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的才能和意识才是国家发展的基石。

总不能在大唐国家和朝廷已经进步到了工业文明时代，而广大人民跟不上国家的节奏，进一次长安就是一次刘姥姥进大观园，那是绝对不可以的，新生活运动的根本意义就在于改造国民的心态和行为规范，比起国家的发展，这个任务，一点儿都不逊色。

国家是现代国家，人民是古代人民，这是畸形的发展，是注定要闹出大乱子的。

真正的深入了长安的民间，苏宁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都忽视了这个问题，只想着国家的发展，国家上层人物自然会学习礼仪，他们可以跟上时代的变化，但是下层人民却不可以，教育普及，生活习惯普及，刻不容缓。

此次的疟疾暴发，就是一个征兆，一个国民和国家脱节的征兆，这样的征兆不去重视，会引发更严重的问题，那个时候，可就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