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2章：大者修身事天（2 / 2）
在中国古代，老人星的出现，被视为仁寿之征，故李光地奏称老人星见，天下太平，想借此讨好康熙，而事实适得其反，遭到了康熙的责备。
这段君臣对话表示康熙对李光地已抱有戒心，康熙想从他人口中探听李光地的为人，而熊赐履当时正因母丧在南京守制，故向熊氏打听。熊赐履可算是李光地的座师，而竟在康熙皇帝面前中伤李光地，说明师徒之间已交恶极深。李光地和熊赐履之间的恩怨，《榕村语录续集》亦有记载，称：孝感(按：指熊赐履)气概亦笼罩人，似不可遽窥其底里，后频造求见，每往必有徐健庵(按：指徐乾学)，及见时又不说及学问，及问所疑，又不答所问。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熊赐履的不满。从中还可看出熊赐履和徐乾学关系非常密切。而徐乾学因向李光地递交陈梦雷的绝交书，很可能引起李光地的不快，俩人也可能为此积怨。
康熙南巡时，适逢天主堂远西天学士法国耶稣会士洪若翰、意大利耶稣会士毕嘉在南京。洪若翰是法国著名的天文学家，作为路易十四的国王数学家被派遣到中国，来华前即以擅长观测享誉法国，康熙二十七年二月到达北京后，曾受到康熙之接见，对洪若翰的成就，康熙已有所耳闻。在南京时，毕嘉和洪若翰还向康熙进献方物、测量仪器。
此次南巡，康熙所到之处，屡次召见传教士。据《熙朝定案》记载，康熙在到观星台观测星象之前，已经派侍卫赵昌向洪若翰、毕嘉打听能否在南京见到老人星，他们就有关天文问题作了解答。《熙朝定案》云：
(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廿五日，由丹阳陆路至江宁。……廿七日，……侍卫赵又奉旨来堂问：南极老人星，江宁可能见否？出广东地平几度？江宁几度？等语，毕、洪一一讲述。侍卫赵即飞马复旨矣。毕、洪因匆遽回答，恐难以详悉，至晚戌初时分，观看天象，验老人星出入地平度数，详察明白，另具一册，于二十八日早送入行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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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记载说明，康熙对老人星确切位置所知不多，故有询于洪若翰等人。《圣zu实录》也提及康熙观测老人星之事，以及和李光地的问对，而只字未提洪若翰。更有甚者，据实录所记，康熙懂得老人星在天空中的位置，这完全颠倒了前因后果。《圣zu实录》云：(二月)乙丑(二十七日)上幸观星台。……上又披小星图，按方位指南方近地大星，谕诸臣曰：此老人星也。李光地奏曰：据史传谓老人星见，天下仁寿之征。上曰：以北极度推之，江宁合见是星，此岂有隐现也？
康熙在谈论老人星以外，还和大臣谈到了其他天文现象，如荧惑退舍、五星联珠，以及觜、参在天空位置的先后问题。清初历法改革，耶稣会士改变了传统的觜、参先后问题，但这个问题遭到了一些保守人士的反对，康熙再次提及这个问题，说明它仍然困扰着当时的许多学者，《康熙起居注》详细记述了此事，原文如下：
酉刻，上幸观星台，召部院诸臣前，上问：汉臣中有晓知天文者否？皆奏曰：臣等未尝通晓。上又问掌院学士李光地：尔所识星宿几何？光地奏曰：二十八宿臣尚不能尽识。上因令指其所知者。又问：古历觜、参，今为参、觜，其理云何？光地奏曰：此理臣殊未能晓。上曰：此殆距星或有谬误。
以观星台仪器测之，参宿至天中，确在觜宿之先。观于此，足证今历不谬矣。……上又披小星图，案方位，指南方近地大星，谕诸臣曰：此老人星也。光地奏曰：据史传谓，老人星见，天下仁寿之征。上曰：以北极度推之，江宁合见是星。此岂有隐现耶？谕毕，回行宫。是日，上驻跸江宁府。
康熙君临观星台，与李光地等人的问对，显示了自己的博学多识，康熙又借此对汉人进行批评。因此，观星台的君臣之对，康熙已有准备，不过是逢场作戏，并借此炫耀自己的博学，康熙的这种性格，还有多种表现，在此暂不论列。显而易见，李光地等汉族大臣的答复难以使康熙满意，而李光地绘声绘色记录这次问对，可见他所受到的心理打击，绝非寻常。
同年五月，康熙回北京之后不久，就认为：李光地等冒名道学，自谓通晓《易经》卦爻，而所作文字不堪殊甚，何以表率翰林？康熙南巡回到北京之后，许多大臣都争向康熙献赋，以表祝贺，而李光地因没有进献，故康熙大为不满，于是将李光地调任通政使司通政使，对李光地来说，打击亦复不小。
康熙十五年，熊赐履曾因内阁票拟事致仕回籍，后寓居南京，在家闲居十余年，以藏书为乐事。康熙二十七年年，以礼部尚书再次受到重用，之后一些汉人官员在康熙面前说熊赐履的好话。次年九月，康熙谈话间论及熊赐履、李光地等人，对汉人奉承拍马的作风深恶痛绝，甚至发出汉人行径殊为可耻！的感叹。康熙认为李光地所讲的不过是王阳明的道学，而认为熊赐履宣扬的是朱熹的学问，对李光地进行了批评。
《康熙起居注》记载了大学士王熙的奏对：道学之人当涵养性情，若各立门户，各持意见，互相陷害结仇，何云道学？康熙则说：意见若能持久，亦自不妨，但久之彼自变易其说耳。康熙对汉官阳奉阴违的作法，已经不能容忍，同时也表现出康熙对汉族官员的防范心理。李光地在此之前，徘徊于朱、王之间，康熙二十八年五月，因受到康熙的批评而被撤消掌院学士，使得他在为学宗尚方面作出调整，一改先前的徘徊游移，转而笃信朱学，自此西方科技这股风气就此定下了基调。
与此做对照，我们来看看明朝的崇祯皇帝又是如何。
徐guang启在崇祯二年给崇祯皇帝的奏折中提出“yu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真是斩钉截铁，字字有力！以翻译为手段，以超胜为目标，这是何等气魄，又是何等雄心！
这一个主张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全力支持。事实上，明朝的时候，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在徐guang启生前，在明朝朝廷u的支持下，围绕着编写《崇祯历书》而对西方天文数学著作进行了大规模的翻译和引入，这下面会介绍到。徐guang启死后，李天经接任了他在科学方面的工作，不仅继续完成《崇祯历书》余下部分的编写，而且按照徐guang启“yu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的原则，在明朝朝廷的支持下，继续组织人力物力进行对其他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
比如《坤舆格致》是在李天经主持下，汤若望和中国人杨之华、黄宏宪合作翻译，共四卷。原著是德国学者阿格里科拉的《矿冶全书》。《矿冶全书》共十二卷，是欧洲矿冶技术的一部经典著作，书中介绍了各种金属的分离、制取和提纯方法，也详细介绍了各种无机酸的制法，包含有许多重要的化学知识。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崇祯皇帝批示户部将《坤舆格致》分发各地，“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只可惜，随着明朝的灭亡，崇祯皇帝的批示没有办法落实，连这本中国朝廷组织中西学者合力翻译的书籍，在清朝统治下也彻底散失，不得不说这是这种类型书籍的必然命运，《天工开物》都会在中国失传，更不必说别的了。
崇祯时期，明朝对待科技持欢迎积极的态度非常普遍，例子很多，举例实在太多了。下面仅仅重点介绍一下《崇祯历书》。
崇祯二年，崇祯皇帝亲笔批准了徐guang启提出的宏大的修历计划，并且要求他“广集众长，虚心采听，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徐guang启奉崇祯皇帝旨，在钦天监开设西局，又于崇祯二年，到崇祯七年由徐guang启，李之藻，李天经，先后以以西法督修历法。其间任用汤若望，罗雅谷，龙华民，邓玉函等修成《崇祯历书》共四十六种一百三十七卷。
《崇祯历书》并非如某些人顾名思义想象的那样，仅仅是一部历书。更确切的说，这是一部在崇祯皇帝为首的明朝朝廷的支持下修纂的一部引进西方数学天文知识的大型丛书。在徐guang启“yu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这个思想原则指导下，明朝上至皇帝，士大夫，朝廷官员，甚至民间都开始了对西方的数学工程等书籍进行有意识有目标的大规模翻译。
在徐guang启看来，这些工作已经并非仅仅是为了修历本身，他说“事竣历成，要求大备，一义一法，必深言其所以然之故，从流溯源，因枝达本，兼能为万务之根本”说的很明确，最后的目标是能成为万务之根本。《崇祯历书》正是按照这样的目标来编写的，它被分成了基本五目。
第一，法原，这是基本理论，包括数学，天文，宇宙观等各方面的基本理论
第二，法数，这是天文学、数学用表
第三，法算，天文学计算所必须的数学知识，主要是球面三角学和几何学
第四，法器，天文测量仪器和计算工具
第五，会通，中国的传统方法和西法的度量单位的各种换算表。
正是为了实现“一义一法，必深言其所以然之故，从流溯源，因枝达本”，作为基础理论部分的“法原”，占据了最主要最核心的部分，共有四十余卷，占全丛书的1/3。这在中国历代修历法中是绝无仅有的《崇祯历书》采用了西方第谷天体运动体系和几何学的计算系统，引入地球的概念，以及地理经纬度，引入球面三角形，区分冬至点和ri行最速点，引入蒙气差校正，采用黄道圈为基本大圆的黄道坐标系统，采用欧洲通行的度量单位。
在崇祯历书中《大测》、《测量全义》、《割圆八线表》、《八线表》、《南北高弧表》、《高弧表》引入球面三角学和平面三角学，《比例规解》《筹算》引入两种计算工具，和过去徐guang启、李之藻等人翻译的《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圆容较义》已经把西方数学中几何，算术，计算工具等基本内容系统传入了中国，而且这些工作中一大部分是在官方有意识的组织下进行。
明亡以后，曾参与编写《崇祯历书》的西方传教士汤若望无耻的把《崇祯历书》修改后，据为已有，改名《西洋新法历书》，献给了清朝朝廷。在当时这本书还是很先进的。
《崇祯历书》在崇祯七年的时候，跟欧洲的天文学差距很小。但是编完之后，两百多年几乎不变。后来清朝修订过几次，补充过零星的欧洲天文学知识，但是实际上我们完全脱离了欧洲天文学的进程。接着两百年，我们几乎原地不动，而欧洲这两百年年天文学发展如火如荼。
《崇祯历书》曾经有一个机会能够让我们跟国际接轨，但是因为清朝对待科学的态度，最终中国仍然失去了这个机会。我们一度跟国际接轨但很快又脱轨，最终等到鸦片战争结束，西方文学第二次大举进入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几乎不认识它了，因为我们落后了差不多两百年，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
（不算字数，纯粹是给诸位看一段小趣事，请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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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