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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6. 1556章:上心念下民(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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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独几个有见识的才学之士才看出此举无奈与皇帝的卧薪尝胆,只可惜看出的人太少了些,大多的文武百官却大受启发,纷纷按这个调子发言,结果求和一事几彻底当做了罪不容诛的事情了,便是他这个发起人也被着实痛骂了一顿不说,还捎带了范家列祖列宗了,对此范文巧头疼不已,却又解释不得,只有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了。

ps:古代帝王,虽为王,却也是人,是人,难免也会犯错误。“罪己诏”本来是帝王们知错改错的好机会,可相当多的帝王们,却拿了它来装点自己,或者只是应急,并不真的要改正,这一来,下“罪己诏”的次数越多,也就越是不把“罪己诏”当回事,“罪己诏”反而成了他们的挡箭牌,所以,越到后来,问题就越严重,以致到了国难不可收拾的地步。

罪己诏最大的好处,是求得人们的理解和谅解,保持行动上的一致性。白居易写的诗,就是一种对帝王的理解和谅解。诗中说的是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冬迄翌年春,持续大旱,帝乃“罪己”求雨,雨降。白居易《贺雨》诗曰:皇帝嗣宝历,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暮,不雨旱爞爞。上心念下民,惧岁成灾凶。遂下罪己诏,殷勤告万邦。帝曰予一人,继天承祖宗。忧勤不遑宁,夙夜心忡忡。顺人人心悦,先天天意从。诏下才七日,和气生冲融。凝为油油云,散作习习风。昼夜三日雨,凄凄复濛濛。万心春熙熙,百谷青芃芃。人变愁为喜,岁易俭为丰。乃知王者心,忧乐与众同。蹈舞呼万岁,列贺明庭中。小臣诚愚陋,职忝金銮宫。稽首再三拜,一言献天聪。君以明为圣,臣以直为忠。敢贺有其始,亦愿有其终。

而纵观古代帝王,罪己诏多半会用,且多半是在国事不可收拾的时候用的最多,这一点,朱由检就一个最好的实例。史书上说,明朝皇帝朱由检,在位十七年,“罪己诏”没有少下。中记有五次之多:“冬十月庚辰,下诏罪己,辟居武英殿,减膳撤乐,示与将士同甘苦。”“甲寅,诏天下停刑三年。”第三次,“闰月癸卯,下诏罪己,求直言。”“六月癸亥,诏免直省残破州县三饷及一切常赋二年。”“壬申,下诏罪己。”

如明朝崇祯十年(1637)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就下了一道“罪己诏”,这道“诏”的内容不在自责,而在自曝官场腐恶内幕: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便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奸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于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

这位崇祯皇帝朱由检,也不怕自家人说他是给自家脸上“抹黑”,更不怕“敌对势力”用来攻击大明的制度设计,而是口无遮拦,来了个“官场腐败大揭底”。

问题揭露出来了,但他改不了,却又助其发展,及至流贼犯皇陵,帝素服召对廷臣。陈子壮进言:“今日所急,在收人心。宜下罪己诏,激发忠义。”帝纳之。崇祯帝下了“收人心”的“罪己诏”外,仍然是变着花样吃、喝、玩、乐。到李自成进北京时发现,皇库扃钥如故,其“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皇家究竟是超级巨富,国库恁多积蓄,如能早拿来助赈、助饷,尽可少下两次“罪己诏”;而一道又一道的“罪己诏”,最后积攒起来一个总的“罪己诏”,就是在煤山自缢前的遗诏,也算是最后一道“罪己诏”: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谅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死伤百姓一人。

明朝能走到灭亡的一天,实非朱由检一个之过,但是,他作为十七年之君也是难逃其咎的。但他却说:朕非亡国之君,而事事皆亡国之象。

中国古代帝王们的“罪己诏”,除了小范围的对面“口谕”而外,公布于天下的就是诏书了。这类诏书,皇帝本人是不会写的,真正出自皇帝之手称为“诏记”的其实极少,大多为有关阁臣代笔,以玺为信。唐德宗那篇有名的《大赦罪己诏》,是政论大手笔陆贽的杰作;宋徽宗痛骂自己的文字,则出自宇文虚之手。

“罪己诏”毕竟不同于一般诏书,草好了,皇帝赏你;出事了,唯你是问。因为起草“罪己诏”而受益的,明代有许彬。明朝太上皇英宗结束俘虏生涯即将返还,遣彬至宣府奉迎。从俘虏营放出来,毕竟不光彩,得找个台阶下,于是太上皇命许彬书“罪己诏”及谕群臣敕,遣祭土木阵亡官军,由此受到太上皇的赏识。英宗复辟后,便委许彬以重任,“累迁太常少卿,兼翰林待诏,提督四夷馆。”但代笔“罪己诏”并不都像许彬那样受宠,惹来祸端的,张钧算一个。

据史书记载,皇统九年(公元1149年),雷电震坏寝殿,有火入上寝,金熙宗命翰林学士张钧代拟“罪己诏”,其中有历代帝皇在“罪己诏”中常用的套话:“顾兹寡昧,眇予小子”。金熙宗听信大臣谗言:“此汉人托文字以詈主上也。”立即将张钧残酷处死。

在古代的典籍里能够找到的“罪己诏”模本,是中的和。文字比较详细并且能够作为模本的,是里出现的这句后代“罪己诏”常用的格式语言:“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讲的是商汤罪己的故事。所以,“罪己诏”的起源,古人认为是从“禹、汤罪己”开始的。据古籍记载:大禹登上帝位后,有一次,无意中看见了犯罪的人,就伤心地哭了起来,左右问其故,禹曰:尧舜之时,民皆用尧舜之心为心,而予为君,百姓各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禹见民心涣散,深感内疚,认为自己没有当好这个帝王,于是自省自责,主动承担失查和保护的责任。商灭夏后,汤也布告天下,安抚民心,此布告史称《汤诰》。在“汤诰”中,汤检讨了他自己的过错。禹、汤“罪己”,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后来经附会神化,遂成为后世皇帝效法的“罪己诏”。

周成王平定管叔,蔡叔的叛乱之后,他担心“家国多难不堪忍,又陷困境多烦恼”(),就反思了祸乱产生的原因并做诗自诫:“莫予荓蜂,自求辛螫”(大意是:没人把我来牵扯,祸害拖累自己找)。记述了秦穆公也曾在劳师远征惨遭败绩、付出数万将士的性命后,做了“罪己诏”,结语曰:“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提出了一国之君与国家安危的关系:国家有危险,是因为我一人之过;国家安宁,也是因为我的原因。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颁布“罪己诏”的人是汉文帝。公元前一七九年,有人建议汉文帝要早立太子,汉文帝不同意,就颁“诏”说:“朕既不德……”意思是说,如果我现在立太子,就是更加加重了我的不道德。同年冬天,汉文帝又下了一个“罪己诏”。此后,罪己诏一直都被延续了下来。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有二十五史,翻开二十五史,从中找古代帝王“罪己诏”的资料还是不少,除的帝王本纪之外,还有《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续资治通鉴长编补遗》、《续资治通鉴》,以及宋代的,明实录,清实录,清朝的东华录和历代的记事本等等。

有位叫萧瀚的学者,在唐太宗全集中就找到了二十八份唐太宗的“罪己诏”;在“二十五史”中找到了二百六十份“罪己诏”,另外还有四份,一份是汉武帝著名的“轮台诏”,两份是崇祯皇帝的“罪己诏”,还有一份就是袁世凯的撤消帝制的总统令。如果包括袁世凯在内的话,在中国历史上,总共有八十九位皇帝下过罪己诏。最早的一份是汉文帝在公元前一七九年下的,最后一份是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下的,整个时间跨度为两千零八十五年。如果以“二十五史”为限的话,那么最后一份“罪己诏”颁布的时间应为一八九五年五月二日,时间跨度是两千零七十四年,平均八年就下有一份罪己诏。

各朝下“罪己诏”的皇帝数量分别是:汉代十五位、若包括吕后的话,两汉有二十四位皇帝,其中有十五位下过“罪己诏”;接下来三国有一位,就是魏文帝;再有吴国两位、两晋七位、南朝十四位、北朝一位、隋朝一位、唐朝八位、五代六位、宋代七位、辽代一位、金代一位、元朝四位、明朝三位、清朝八位。如果按所占比例来算的话,清朝比例最高:十个皇帝有八个下过“罪己诏”。

之所以频繁的下罪己诏,说到底是还是罪己诏的作用很明显,,它是中国古代帝王对灾难和过错的反省、自检,有它的积极作用,一来表达了他们为了国家和人民,愿意把事情办好的愿望;二来笼络人心,造成一个团结一心的局面。所以历朝历代的地方为了获取一些人心,造成这种局面,都会玩这种文字,当然了,文字玩多了,未必会真有用,得民心者得天下能被传唱千年,并不是没有他的道理,我在文中让黎利用罪己诏,就是这个道理,人心失了,再好的罪己诏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并不能挽救颓废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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